作者：张万军，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，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，法学博士，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，法学教授，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2023年5月1日，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审理的“蔡某某侮辱案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本案中，被告人蔡某某因怀疑被害人徐某在其服装店试衣时偷窃衣物，于2013年12月2日将徐某的监控视频截图配以“穿花花衣服的是小偷”等文字上传至新浪微博，并发动网友进行“人肉搜索”。徐某因不堪网络暴力，于同月4日跳水自杀身亡。案发后，蔡某某父母与徐某家属达成和解协议，赔偿12万元并取得谅解。法院一审以侮辱罪判处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，二审维持原判。
法院认为，蔡某某利用网络公然侮辱他人，导致被害人自杀，情节严重且危害社会秩序，符合《刑法》第246条侮辱罪的构成要件。虽蔡某某主张其行为属于“”，但法院精确指出，互联网空间非法外之地，侮辱行为若导致非常严重后果，仍须承担刑事责任。本案裁判强调，侮辱罪与诽谤罪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捏造虚假事实，而蔡某某的行为因未虚构事实，故不构成诽谤罪。此外，法院综合考量其主观恶性、行为手段及社会危害性，认定其符合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”的情形，量刑适当。（案例来源：人民法院案例库，蔡某某侮辱案——网络侮辱致人自杀死亡案件的处理，入库编号：2023-05-1-196-001）
本案裁判要旨精确指出，侮辱罪与诽谤罪的本质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46条，诽谤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“捏造事实诽谤他人”的行为，而侮辱罪则可通过真实或虚假信息实施，只要存在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的行为即可构成。
本案中，蔡某某发布的内容为“穿花花衣服的是小偷”，虽带有贬损性质，但并未捏造徐某偷盗的虚假事实，例如虚构盗窃细节或伪造证据。法院查明，蔡某某仅基于怀疑便对徐某进行道德审判，其行为属于利用监控视频对他人进行人格贬损，符合侮辱罪的构成要件。若蔡某某虚构徐某盗窃的细节，如声称“徐某多次盗窃”，则可能构成诽谤罪。
这一裁判观点对司法实践具备极其重大指导意义。在网络时代，许多争议事件中，当事人常以“陈述事实”为名行侮辱之实。本案警示公众，即便基于真实事件，若以侮辱性语言或图文公然贬损他人，仍可能触犯刑法。
《刑法》第246条规定，侮辱罪通常为自诉案件，但若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”，可转为公诉程序。本案中，法院认定蔡某某的行为符合这一例外情形，主要基于以下三点：
1.行为手段与传播范围：蔡某某利用微博这一公开平台发布信息，并煽动“人肉搜索”，导致侮辱信息迅速扩散。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，使得侵权行为的影响远超传统场景，加剧了对被害人的精神压迫。
2.损害后果的严重性：徐某因不堪侮辱选择自杀，直接体现了侮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。法院强调，当侮辱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等极端后果时，已非单纯的个人名誉权纠纷，而是上升至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层面。
3.主观恶性与行为目的：蔡某某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以“网络审判”方式对徐某进行道德攻击，主观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恶意。其行为不仅侵犯个体权益，更破坏了互联网空间的秩序，助长“以暴制暴”的不良风气。
这一裁判规则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司法实践中，判断是否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”需避免机械适用“死亡结果”，而应结合行为方式、主观意图、社会影响等多维度综合分析。蔡某某案作为网络侮辱致人死亡的典型案例，为公众与司法界敲响警钟。它既警示个体需谨守网络行为边界，也呼吁法律与时俱进，强化对新型侵犯权利的行为的规制。在保障的同时，如何平衡名誉权保护与社会秩序稳定，仍是未来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要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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